文 / 贾德江
或许是作为出版人的职业习惯，或许是因为同乡人的关切与牵挂，我一直关注当代中国画家耿明艺术的成就、演变和发展。从他1974年创作的《新港之晨》以山水画的新风貌在庆祝建国25周年的全国美展中崭露头角，到1977年创作的《跨江穿云》再度以山水画的非凡创造在“双庆”全国美展中获得好评；从他1989年创作的工笔花鸟《地涌金莲》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的令人耳目一新，到1991年创作的《泡桐颂》作为庆祝建党70周年全国美展仅选的三幅花鸟画之一而赢得普遍的赞誉，身居江城芜湖一隅的耿明，画名鹊起，不仅成为安徽美术界出色的代表，更是20世纪后期中生代里优秀的画家之一。此后，他不断地在山水、花鸟画两方面推出精品力作，并行不悖地亮相于全国性美展和国内外的各类展事中。他的创作，突出地体现了处于历史变革时期画家的沉思与勇进，集中地反映了“文革”之后中国画发展的重要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耿明是一位新时期以来颇具影响的实力派画家。他的实力不仅表现在山水作品的气势宏伟、戛戛独造，也体现于工笔花鸟作品的奇思妙想、出旧阐新。像耿明那样横跨中国画的两个领域，走在时代的前列，在山水与花鸟两学科中都卓有建树的画家，在当今中国画坛还是极少见的。
耿明生于1943年，是“文革”前科班美术专业出身。在师辈著名花鸟画家申茂之、孔小瑜与著名山水画家王石岑、徐子鹤的影响和指导下，其花鸟画与山水画的研习齐头并进。他资质颖异、英才早发，四年本科的刻苦努力使他练就了扎实全面的基本功，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敏悟了传统笔墨的表现力，不仅建立了与师辈相仿的知识结构，又以积极探索开拓创新而深得师友的赞许。此后，经历了“文革”的雨狂风骤的坎坷和学非所用的曲折，使他深入地了解了人生的美丑，丰富了感受，也悟出了中国画与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联系。当他在“文革”后期重新拾起画笔从事创作之初，便已寻找到“出蓝”之途了。自20世纪70年代始，当大多数艺术家创作思想远未得到解放，尚处在苦闷与徘徊之中，他就以反映时代心声又具有高强表现力的“主题性山水”及“大花鸟”作品卓然而立于中国画坛，风格独具，引领艺林。
耿明在一篇文章里坦陈他的艺术心迹：“我既喜爱工笔重彩花鸟，也钟情于写意山水，除了师承的缘由，再一个便是个人性情的使然。因为热爱承载我们生活的这块热土，所以每每因景而生情，因情而作画。从艺40余年，我有一个最基本的体会，就是作画首先要自己感动，这种感动来自现实世界丰富和鲜活的真美。”这一自述表明，毕生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成为他笔下涓涓不息的源头活水。或者说，他的创造意识、他的变法图新乃至每幅作品的新形式、新语言、新境界的探求，无论是山容水貌还是鸟语花香，无一不是艺术贴近生活的产物，无一不是“基于我们所处时代的真美所激起的种种感动”（耿明语）。
他的性格沉稳、内敛，看似澄如秋水、淡似春池，其实是性情中人。这性情很坦诚很纯粹，虽有些老成，但绝不缺少激情与自信。如果今天重读耿明38年前创作的《新港之晨》，我以为仍不失为开山水画新风的代表性作品。这幅被入选参加“文革”尚未结束时期举办的全国美展的画作，以充满激情的笔墨，挣脱了陈陈相因的古法，已不是躺在前辈成就上的依样画葫芦，也不是标语口号式的粉饰之作，而是画家面对我国第一座内河自动化港口——裕溪口港的宏伟景象的真切感受的写照。以新的视角和新的心态，创造性地在山水画中把工业文明的视觉图像纳入画面，开启了传统山水画从自然形态的表现到工业化人文环境描绘的转换，改变了传统山水用笔墨符号堆砌的主观化的时空，使特定时空下的境象、造型、气氛等客观特征的表达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赋予山水画以新的气象、新的笔墨、新的面貌，表达了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的歌颂与热爱，就当时画坛形势而言，这幅画作可以说是迷雾中隐现的真正艺术作品。它的意义在于，使遁隐、出世、淡逸的传统文人画变为入世、奋进、积极乃至表达现实城市景象的山水，这种文化定位的改变，才在根本上引发山水画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也就是说，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有助于理解传统，从而正确地继承传统；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传统。笔墨技法，不仅仅源自生活并服从一定的主题内容，同时它又是时代的脉搏和画家的思想、感情的反映。
此后创作的《跨江穿云》《皖江如歌》《江城礼赞》等作品，或展示城市改革后的新貌，或呈现现代化建设的盛景，都是沿着反映时代、感悟生活这一创作思想一路走来的。生活实境的感受，的确会改变艺术构思的经验和手段，这使耿明作品在图式和语言的变换中，体验着艺术创造的原初乐趣，并最终形成一种壮伟的真景超越具体时空的局限，让大美的境界与崇高的精神融为一体，深情地注入了画家现实的感奋和历史的记忆。
8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耿明的兴致开始转向工笔花鸟画。一是有感于遭到“文革”扫荡的花鸟画重新获得了复苏的生机；二是在学生时代对工笔花鸟本体语言的研究所积蓄的创作能量需要释放；三是自然花鸟世界的繁盛瑰丽之美对他的感染。如果说，耿明的山水画是日新月异的城市景观，推动了他的山水画的现代转换，那么，他的工笔花鸟则是原生态自然环境的直接感受，引发他的出新之变。《朝露芳菲》《锦被云崖》《泡桐颂》《高木夏荣》等都是这一时期很有代表性的大幅力作，也是体现了耿明高度艺术表现力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不再拘于传统习见的题材，也不再囿于传统程式化的理法，而是以独特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被遮蔽的山涧花木的灿烂之美。一方面他把传统的折枝取景还原到花鸟的自然生态环境，让花与鸟在其生存空间中融入融出，开始与山水共生共荣，以此体现一种“大花鸟”的景观，成功地创造出异彩纷呈又洋溢着蓬勃生机的动人意境。另一方面，则是用现代语言去整合花鸟的自然形貌，由此增强传统语言的现代精神，既保持了新鲜强烈的生活感受独特性，又以所养所崇升华了境界。放眼望去，这些画作宏大、繁复、瑰丽、厚实，激荡着一股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样的视觉效果，正显示出耿明的工笔花鸟在图式、色彩与绘画语言等方面的新的审美特色。比如，构图尚满，变小情趣为大场景，利用物象的主次、虚实、重叠、交错，构成对自然生命力的赞颂；色彩尚艳，以统一色调营构画面，强调色彩构成、冷暖对比等关系，使画面丰富而又统一；技法尚新，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借鉴西法的手段，探求多种多样的画面处理和表现方法，完成一种新的形式构建。他的艺术为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吹来了温馨、烂漫的明朗之风，也是他给予这个世界最真诚的厚礼。
耿明是一位艺术家，也是地方艺术界的重要领导。鉴于他取得的艺术成就，自1984年以来，他被历任为芜湖市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兼芜湖市美协主席，2002年当选为安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与一般美术家相比，他更具有一种社会的担当意识和时代的使命感，他的胸襟、眼界与视野也更加开阔。在上述的山水与花鸟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在行政事务之外怎样通过自己的画笔来表达他对于现实生活的热爱和思考，不仅体现了他的开拓精神和务实作风，也体现了他自己的艺术价值和个性风采。
近年，他因为年龄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似乎有一种风雨兼程后的轻松，专攻写意山水便是这种心境的外化。当然这里也有视力和体力的原因，根本所在还是他自己所言，“从感动出发”。当他有时间再度游历于长城内外、北国南疆名山大川之后，他钟情的还是他生活的这片土地，迷恋的还是孕育他成长的江南沃土。他感动于黄山的风云际会，也有感于皖南民居的古朴清幽，他常常在对景写生中品尝“五笔七墨”挥洒的乐趣，他也不断地在“移步换景”中探求青山绿水的真趣，他还在“以一炼十”（李可染主张）的艺术提炼中，深思笔墨承古蕴新的多种可能。崇尚天趣，崇尚自然，崇尚内美，于极不工中求至工，于“熟后生”中求灵动，于混沌中求光明，黄宾虹所追求的，在耿明的山水里融合成一片。
究其源流，耿明深受赖少其山水之影响，由黄宾虹启其门径，继循新安画派以进，于石涛、渐江、程邃三家耽之最力。相对而言，戴本孝“以山水枯笔写元人法”如润含春泽，干裂秋风，有一种郁勃之气，耿明获益更多。如近作《丫山石韵》《后海晴壑》《黄山后海》《山静太古》等，在风格表现上都有强烈的新安画派山水的笔痕墨迹与图式特征。但耿明的卓荦之处在于，虽出自新安画派却不啻于某家某法，且能够得江山之助，鱼龙化变，自辟蹊径，脱颖而出，自成家数。其自然率真的用笔，烂漫纷披的气象、淋漓苍茫的墨韵，既有古法，也参西法，更由于建立在黄山和皖南这一特定的地域化审美语境中，画风雄肆中不乏气韵，苍厚中不乏秀雅，一切都蕴含着旧貌新机的生命力，一切都显露出缘于生命的感动。
值得强调的是，耿明的中国画艺术，无论是山水还是花鸟，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贯通于其中的一直是他对于中国画艺术所蕴含的文化品格的追求与滋养。最大限度地趋近自然——表现题材和内容，最大限度地体现自然美——表现风格与方法，不仅追求文人画所特有的洒脱率性的写意，而且还要在鲜活生动的形象塑造之中，把自己个性、学养、品格慢慢地浸透进去，从而彰显出艺术的主体精神与格调，这才是他终身孜孜以求的至高至纯的境界。耿明说得好，为此他“甚至会耗却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但只要从生活中每一次真美的感动出发，我们的砚田生涯终究充满生机”。
耿明过去、现在、将来在艺术上的作为，印证的正是他的诺言。我想，耿明的艺术价值主要在此，他的艺术的现代意义也主要在此。
2012年2月10日于北京王府花园